一个偶然的机遇，北美校友舒建华获悉了身为蒋介石抗战前六位秘书之一的阮毅成与浙江大学的深厚渊源，并从其留存下来的书信等珍贵史料中发现了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于1945—1949年间的四封致函。由此，竺校长书信回归母校的历程展开了……在北加州浙江大学校友会原会长卢国文等北美校友的帮助下，保管父亲阮毅成先生史料的阮大仁先生与浙江大学取得了联系，经多次沟通，终于在竺可桢校长诞辰纪念日（3月7日）前夕，阮大仁先生在卢国文校友的陪同下来到了浙江大学，完成了这四封书信从大洋彼岸的“回归”！
浙江大学档案馆是收藏浙大人记忆的地方，3月6日，这里又添一笔珍藏：老校长竺可桢于1945—1949年间写的四封信，收信人是阮毅成。这天，阮毅成先生的儿子阮大仁把它们从大洋彼岸带“回”了浙大。“我2003年时整理父亲的遗物，发现了这些书信，我的子女已经不懂中文了，他们只会讲，不会看……”阮大仁先生说，浙大北美校友会得知此事，帮助牵线联系上了浙江大学，让这四封信有了一个好的‘归属’。”阮大仁说。
阮毅成是蒋介石抗战前六位秘书之一，抗战时期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据了解，阮毅成离开杭州后，“相思病”越来越重，言必及杭州，得了个“三句不离本杭”的雅号。而他也不以为谑，索性就将他写的回忆集子叫做《三句不离本杭》。书中有一篇《我与国立浙江大学》，讲述了这段缘分：
“国立浙江大学成立后，先后由蒋梦麟、程天放、郭任远、竺可桢任校长，皆系我的好友。抗战期间，浙大后迁至遵义而在浙南龙泉县的芳野，设立分校。我曾多次应约，前往讲演，并帮助解决经费、食米、校舍、医药卫生等问题。抗战胜利，浙江大学返回杭州，校长竺可桢先生来我家中建房，谓浙大决增设法学院，请我为之筹备，并担任首任法学院院长。我为之草拟设院计划，厘定课程，聘任第一年各课程教授。……未能将民政厅职务辞去之前，我尚只能在事实上帮忙，不能共开居院长名义。第二年，辞去民政厅职务未获许可，只得向竺可桢辞去院长，由李浩培先生担任院长。”
四封信记录了阮氏家族和浙大一段绕不开的渊源。其中一封信，就是竺可桢当年邀请阮毅成帮助筹办法学院的。浙大光华法学院的老师找到了法学院的第一届学生，学生说，当年阮先生给他们开一门叫“法学通论”的课程。
阮大仁一共兄妹6人。因生于战乱，各自的名字都是以出生而取。哥哥阮大元和阮大方分别出生在南京和方岩，自己则出生在父母从龙泉到金华的路上，所以原名叫“大龙”。据他介绍，浙大在抗战时期有三个校务委员，父亲是其中之一：“‘大部队’西迁了，我父亲留在浙江，负责招生工作。”关于浙大，他记得父亲对他讲过一件事，“1949年初，蒋介石在台湾打电话给我父亲，愿意派专机来接竺可桢和陈叔通，竺可桢当场拒绝，我父亲再去问陈叔通，他说，‘你老太爷在，今天也要革命。’也就是说，两个人都拒绝了。”
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代表学校接受阮大仁先生的捐赠（摄影 古越）
竺可桢校长写给阮毅成的四封书信 （摄影 古越）
北加州校友会原会长卢国文（右）专程陪同阮大仁先生访问浙大 （摄影 杨亮）
